近年来，一些被贴上“激进女权”标签的女性及其组织显得门庭冷落，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立场与明确敌人，甚至相互之间也不认可。她们的关联并非源自统一的女权理论，而是通过一种简单的经济逻辑相互连结。在中文互联网中，性别议题已成为一个具有稳定收益的领域，位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各方则通过各自方式从相同的源头获益。本文试图梳理这些争议人物及其引发的辩论，通过她们的行为逻辑探讨“打拳”如何为一些人提供生计，以及为何相关事件常以相似方式收尾。
吕频曾在《中国妇女报》工作，辞职后创办了“女权之声”。她并不因早期的维权活动被批评，而是由于组织与资金的运作。她的组织与香港乐施会存在资金关系，而后者又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相连。2016年至2017年，“女权之声”在国内被封禁后，吕频转向海外，与洪理达等人在美国成立了“中国女权”组织。指责的关键在于她们公开的资金来源以及她们输出的内容：围绕“性别压迫”的议题，特别是在涉疆和涉港问题上，更多地是为特定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文本，而非纯粹的女权主张。2026年的一篇评论指出，依赖外部资金、照搬外来极端主张并制造性别对立行为无助于解决女性的真实困境，反而削弱了社会的共识。吕频的意义在于她展示了一条将本土性别议题的组织经验与跨境资金及政治目标结合的路径。
丁雅清则是“彩虹律师团”的负责人，也是杨景媛在武大图书馆案中的代理律师。对她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资金的管理和运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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